从小到大的记忆里，我只见过大外公两次，至今我还不知道大外公的名字。但一个矍铄的形象却在我心里很清晰。一次是很小的时候，只知道大人们说的一直在东北的大外公回来了，在饭桌上坐在大外公的对面，大家一个劲地帮我回忆2岁时候去过大庆玩过的，那我是真的毫无印象，但忍不住打量坐在我对面的外公，一个顶天立地的老人。
外公有三个兄弟姐妹，只有大外公年轻时就远去大庆独自打拼，也成就了一番事业，也成就了整个家族。“我们年轻的时候也曾阔过的”是父辈们常说的话。颇有些唏嘘的是，外公亲兄妹四个都是性格保守本分的老实人，在大外公的帮助下90年代初淘回一笔金回来后，做了本分的事—存银行，然后本分地种田、吃苦，以及帮助其他所有亲戚。七七八八的表兄弟姐妹倒是头脑灵活又胆大，靠着当初的本金现在倒是过上了所谓的有钱生活。而我外公依然在本分生活。但他们并不为此感到多造化弄人、又或者多愤愤不平，反而是父辈们常常酸几句，或者埋怨几句他们的父辈。
还有一次就是几年之前，突然间有一天听说大外婆走了，外公他们几个坐飞机赶到大庆送了送，没多停留又赶回来，过后不久大外公就带着儿子女儿回乡探亲，在老家住了月余。那时候我还没毕业，但每天跟妈妈的电话里又多了关于大外公的交流。这次我懂的事更多了些。
跟大外公回乡探亲的是他的大女儿和小儿子，其实我对大外公其他的子女一概不知，似乎还有个大舅舅，但我对小舅舅印象却很深，甚至也回忆起，似乎小时候那次外公左手边也有这么个年轻人，这次却不再年轻了。小舅舅有小儿麻痹症，是出生就有的还是后来得的我不清楚，也没有去探问，总觉得对这些的过多关注不太好。但从妈妈偶尔的感慨里，倒一直有个印象：大外公很不容易。大外公和外婆一直带着小儿子住，大外婆走后，就剩下父子俩住，小舅舅只能做到自己走路，去卫生间，吃饭都有些困难，所以一直需要人照顾。我有时候想那大外公会不会不敢老了，不然舅舅怎么办呢。他们探亲临走那周我刚好回了家，小舅舅就加上了我的微信，从那之后时不时地我就能收到舅舅的微信。总是以“外甥女好。”开始，以“有机会来大庆玩”结束，在各个节日都有过问候，过年的时候回发来小小视频，说大庆没有禁燃，过年很热闹，你们什么时候过来玩呢。有时候每周都发，有时候好半年才发一次。我回复地都很认真，情不自禁地抛弃自己那套网感用语，一字一句像是刚学会打字的小朋友：谢谢舅舅，有机会会去玩的。舅舅身上有一种特有也许是迟钝带来的腼腆与真诚。但我却没有主动问候过舅舅，虽然我时常会想起他。
他们临走之前，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很想跟着大人们去送机，七七八八的人加起来开了三辆车，我和大姨坐在后面，虽然是中午的航班，但长辈们早早出发的习惯提前了两个小时到了机场。行李都托运之后大家决定出去吃饭，结果吃完饭时间就有些紧张，大外公就不让大家把车停到停车场再送到安检，只让直接开到送站台。最后只有三分钟下客时间，只来得及大姨跟我拥抱了一下，大外公只回头看了眼就扶着小舅舅往里走了。其实没什么机会他们再回来的，所以只能一个劲地说有时间一定要去大庆哦。只有小舅舅经常问我，过年确定来了吗，机票要早点定，不然可贵啦。也只有那段时间大家好像真的把去大庆看看放在了确切的计划里，后来就变成了有机会、有时间的规划了。
上次跟大外公的直接联系是在过年的时候。一个爷爷突然走了，是外公们的表弟还是堂弟我不清楚，但也是从小常见的，身体很硬朗，让人猝不及防，疫情期间的死亡格外迅速又沉默。我们匆匆赶去医院，又跟着救护车回家。在路上外公叹了口气之后打了个电话：大哥，跟你说个不好的消息，国建走了。那还是我第一次确切地知道那个爷爷的名字。想起poi里说其实一个人一般是不需要名字的，你是谁谁谁的儿子，是谁谁谁的母亲，是亲爱的，是宝贝，只有当你遇到麻烦时，才会有名字。
电话那边的大外公声音很低，也只听见外公说：你不用回来，疫情期时候间都不准摆几天的，很快就要火化了。后来又说了些什么。我只觉得疫情期间的村庄夜晚格外寂静，前方只有救护车的蓝光闪烁，所有人的命都像飘在风里。我突然懂得了那次送机时候心里莫名的感慨和悲伤，是对现代网络和天涯若比邻这回事的怀疑。其实距离和时间，病痛和意外，随便什么都能把人吹散，吹倒在没人知道的田里。